晚清时期书刊编辑印刷设计思想探析

　　晚清时期一些书刊编辑家，如章太炎、张元济等，坚持兼收并蓄的出版原则，采用近代排印技术，将大批善本古籍出版面世，使之得以保存与普及，对扩大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力多有裨益。

　　1840—1911年为清朝晚期，这期间的中国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西方列强入侵并引发中华民族的抗争、国内各种矛盾激起民众反抗与起义、统治阶级内部出现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等，这些因素使近代中国在血雨腥风中开始孕育新的曙光。书刊编辑思想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伴随着西学东渐之风，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经世思想的回潮中，开始了近代化的变革和转型。

　　演进：从“经世致用”到“救国新民”、“商利与公益兼顾”

　　“经世致用”编辑思想回归正途。“经世致用”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兴起的儒墨诸家，其所著述，就已将经世之学的基因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内核。此后，这种精神一直是传统编辑思想的重要内容与指导思想。但是，清代文化专制主义的盛行，迫使“治国兴邦，资政教化”著述编辑旨趣发生了严重偏离，走上了墨守古训、厚古薄今的偏狭之途。鸦片战争前半个世纪清朝封建统治的严重危机，以及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惨痛失败，促使一些较为开明的编辑家如魏源等，重又把眼光投向现实，回归到“经世致用”的正途，从而夯实了近代编辑思想转型的根基。

　　编辑思想开始有“救国新民”的价值取向。对于晚清社会的内忧外患，那些勇于担当时代责任的书刊编辑通常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恰如梁启超所言：“中国之弱，由于民愚，民之愚，由于读万国之书，不知万国之事也。”有鉴于此，晚清书刊编辑中的一些时代先驱，便自觉以开民智、新国民、沟通上下舆情为使命，通过编辑进步书刊实现启蒙与救国的社会理想。严复、梁启超、章太炎可谓其中的杰出代表。甲午战争后，严复痛感民族危机的严重，认为唯有变法才可生存。为此，他除了撰写宣传维新变法的政论外，还把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介绍到中国，尤以《天演论》影响为大。他大声疾呼：中国若不变法维新，即会被“天演”规律所淘汰，以致亡国灭种。1902年，梁启超在敬告报业同行的文章中表示，报馆承担着两大职责：监督政府与引导民众。章太炎曾主编《民报》，他认为报业从业者应不畏强权，上通国政，旁达民情。由此，晚清编辑思想便具有了“救国新民”的价值取向。

　　“商利与公益兼顾”成为部分编辑出版者的追求。晚清时期的书刊经营者从事编辑出版活动，通常以获取商业利润为最终目的。不过，也有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将“兼济天下”的家国情怀移植到编辑出版活动中。张元济怀着出版图书以提高全民教育水平的理想，任职于商务印书馆，因经营得当，获利亦颇丰。他兼顾商业利润与社会公益的编辑思想看似迂阔，但是从长远发展来看，却不失为培育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有效措施。时至今日，商务印书馆已成为百年老字号的文化企业，也充分证明了这种编辑思想是契合社会需要与书刊出版发展规律的。

　　实践：编书译书、兴办报刊、民办书局

　　编书译书。中国刊刻出版业在宋朝已经形成官刻、私刻与坊刻三大体系。至晚清时期，随着近代编辑技术形制的形成，雕版印坊的功能不断深化扩展。官刻，就是政府出资刻印图书。晚清时期的省、府、县各级官署通常皆刻印图书。1864年，曾国藩创立了最早的金陵官书局。其后，各省纷纷效仿，成立官书局，比较著名的有浙江书局、湖北崇文书局、江苏书局、扬州书局、广东的广雅书局等。官书局多刻印传统国学著作。私刻，多为士人出资校刻图书，通常学术性较强，少政治与经济目的。清朝末年，一些有识之士对重振国家提出新见，希冀祖国能摆脱贫困，走向富强，并用编书著述的方式，开始刊刻经世之书。坊刻，是极具商业特质的图书出版业，坊刻业主在选择编刻图书时，多以获利多且快的日常实用类图书作为首选。

　　晚清时期，翻译类图书的编辑出版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鸦片战争前后为第一阶段。这一时期，由于西方传教士向中国传播宗教与西学的文化渗透活动范围有限，效果一般，而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才刚接触、了解西方的思想文化，加之清政府的闭关政策并未被彻底打破，致使翻译图书的数量较少，内容单一，多集中于西方宗教类图书与部分自然科学类图书。魏源的《海国图志》是该时期编译出版图书中的典型代表。第二阶段发生于洋务运动时期。出于“自强”等需要，洋务派兴办译书局。其中，以北京的京师同文馆翻译处和上海的江南制造局译书馆较为著名。总体来看，图书翻译尚处于初始阶段。第三阶段始于中日甲午战争。面对中国的惨败，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倡议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达到救亡图存、救国新民的目的，政治学和法学等社会科学类西书的翻译蔚然成风，出版了一批西学丛书，如《西学大成》《西学富强丛书》《西政丛书》《西学同考》等。

　　兴办报刊。晚清时期，近代机械印刷设计技术，如铅字排印工艺的引进，在很大程度上挤压了手工印刷设计的生存空间。到19世纪末，铅印技术几乎完全取代了木刻与石印。铅排印刷设计极大地缩短了出版周期，降低了出版物的成本，从而为报纸、杂志的蓬勃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而随着晚清城市化的推进，市民阶层发展迅猛，这便为报刊等大众媒体提供了数量庞大的受众群体。加之维新派又极端重视时效性强的报刊的宣传作用，更对报刊的快速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一时期，“文人论政”成为兴办报刊的主基调。报纸重言论、轻新闻的倾向格外明显。王韬1874年主办的《循环日报》，严复1897年开办的《国闻报》，唐才常1897年主笔的《湘学新报》，蔡元培、张元济1902年创办的《开先报》，英敛之1902年创办的《大公报》等，都是如此。另外，为了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晚清先进知识分子编辑群体也以务实态度，对报刊的编辑体例、语言乃至风格等进行了改良与创新。例如，维新派创办的《时务日报》的版面和现在的四开小报已基本相同，奠定了中国现代报纸版面分栏、新闻分类设计印刷的基础。

　　民办书局。在我国古代社会，经营图书出版业的利润通常是十分丰厚的。进入清代，印刷设计技术的完善与图书市场竞争的加剧，使图书出版业的利润率降幅明显，但获“倍称之利”亦不成问题。经营书局的巨额利润，吸引了众多商界人。除商务印书馆之外，晚清时期，特别是辛亥革命之前较著名的民办书局尚有文明书局、彪蒙书室与中国图书公司等。与官书局不同，这些民办书局多无官方背景，业务经营上自负盈亏。迫于生存压力，民办书局多选择编印当时需求量大的新式学校的教科书，作为获取利润的捷径。《初小图文》《华英初阶》《华英进阶》《最新教科书》等教科书的编印出版，使商务印书馆抢占了教科书的主要市场，获利颇多。文明书局在1902年出版《蒙学读本》成功后，陆续出版了修身、算学和理科等方面的教科书。彪蒙书室于1903年出版了中国最早的小学白话课本《绘图识字实在易》。仅从教科书的出版层面看，这些民办书局可谓“完美”地将晚清时期书刊编辑的“经世致用”“救国新民”“商利与公益兼顾”等思想，付诸于具体的出版业务中。

　　历史影响：传承中华文化、引进传播西学、助益社会转型

　　晚清时期书刊编辑思想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传承中华文化。在世界各种古老文化中，中国文化是唯一历经沧桑巨变而不曾中断的文化体系。而图书对中国传统文化世所罕见连绵性特质形成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由此也使图书编辑思想在中国古代社会文化传承中的作用得以充分彰显。晚清时期，书刊编辑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力依然如故，突出地表现在传统雕版图书出版业与近代铅印书刊出版活动中。官书局是晚清官刻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出于固守意识形态阵地，维持社会秩序等的需要，还保持着对传统中学的坚守。例如，江南书局网罗学者编刻了60多部经史书籍。家刻图书的较强学术性，使之在古典文化传承方面发挥了更大作用。例如，曾国藩刻印了被清廷列为禁书的《船山遗书》422卷。坊刻业主为盈利，多刻印与民众生活关系较密切的图书，如举业用书、蒙学读物、小说演义等，于无意间传播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晚清时期一些书刊编辑家，如章太炎、张元济等，坚持兼收并蓄的出版原则，采用近代排印技术，将大批善本古籍出版面世，使之得以保存与普及，对扩大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力多有裨益。

　　二是引进传播西学。晚清时期的书刊编辑思想在西学的引进与传播方面，发挥了引领作用。“经世致用”的编辑思想推动了洋务派“中体西用”的译书大潮，使译书的选择多侧重于自然科学等“格致之学”。19世纪80年代，特别是甲午战争后，“救国新民”的编辑思想使一批先进的翻译学者认识到要使中国富强，仅靠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是远远不够的，引进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和学术思想尤为重要。维新运动之后，哲学社科类占译书总数的比例已上升到61%，为民众全方位了解西方社会打开了方便之门。辛亥革命前夕，民办书局秉承商业与社会公益兼顾的经营理念，将西方先进知识编进教科书。上述翻译图书的出版发行加速了图书编辑出版业向近代化转变的进程。

　　三是助益社会转型。晚清时期的书刊编辑思想推动书刊出版由服务社会精英向关注社会大众转移，在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反清革命等历史变革中，发挥了“催化剂”等作用，助推中国传统政治迈向近现代化进程。洋务运动中西书的翻译，传播了西方先进知识，开启了民众智慧。维新变法之后，书刊出版的种类渐趋增多，报纸、杂志、译书、教科书等新型书刊的涌现，使书刊不再为精英阶层所独享。其后，有关西方科学、政治、经济、文化等书刊更趋普及，民主、自由、平等的理念日渐深入人心，中国传统的封建政治体制受到质疑，这就为反清革命做了较充分的精神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