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亚瑟：我为什么要躲书？

　　有一则轶事：贾平凹某日逛旧书摊，发现自己题赠某朋友的书赫然在目，遂高价买回，在扉页上写下“再赠某某某雅正”。

　　送书不当，命运若此。我觉得此事责任首先在贾平凹，人家不喜，干嘛非逼人家读呢，这不是自取其辱吗？贾平凹是大作家，尚且还逃不脱此等际遇，况乎我辈。

　　明季有“刻一部稿，娶一房小”的谚语，那是官员和文人的标配。谁要是一辈子都没刻部稿，就算是在场面上白混了。

　　当时识字率低、文人少、刻稿成本高，能混上刻本书的到底是凤毛麟角。所以，你送人家一部稿，人家会炫耀一辈子呢。

　　且不说明清，在现代印刷设计业已渐普及后，出书也是大事，一般人不敢问津。谁要是出了本书，立马会改变命运。从厂矿工人一跃而成专业作家的事例，不是很多么？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出书已渐从精英化跌落到民间。出版业一路高歌猛进，全国的出书品种从过去的几千种增加为50万种，除了出版社，大批的出版公司嗷嗷待哺，盼着书稿来发工资呢。

　　如今，高校教师的各种考核要出书，各种职称的评定要出书，各种成果的展示要出书；当然，最新的科技发展、最新的思想动态要出书，各种“民科”也要出书，还有很多奇思妙想要出书。所以，这种繁荣大多属正常，当然也有泡沫。

　　会写字的人都想出本书，哪怕是自己掏钱审稿、印刷设计。我曾鼓励老同志退下来之后写点回忆录、自传之类，当年胡适就这样呼吁过，给写历史的人以素材。但是写完、出完，就得有人看啊。于是老同志们热衷送书，也就在情理之中。

　　所送的书，难免就鱼龙混杂。

　　这让我想起叶梦得《避暑录话》的一则轶事：吴门下居厚喜论杜诗，每对客未尝不言。绍圣间，为户部尚书，叶涛致远为中书舍人。待漏院每从官晨集，多未厌于睡，往住即坐倚壁假寐，不复交谈。惟吴至则强之与论杜诗不已，人以为苦，致远辄近坐于门下檐次。一日忽大雨飘洒，同列呼之不至，问其故，曰：“怕老杜诗。”

　　谈老杜是好事，但天天谈、强迫人谈也是负担。送书也一样，送得多了，人家也怕。

　　《世说新语》也载：晋朝时，名士王蒙好饮茶，人至辄命饮之，士大夫皆患之，每欲往候，必云“今日有水厄”。

　　喝茶喝得人都怕了，天天弄个水饱。如此“水厄”，人岂有不躲。此之谓，好事过犹不及。

　　当今送书，亦有“水厄”之势。

　　有一朋友从美国归来，说回国后最怕朋友送书。“人家把作品送你，有的书确实够水。夸吧，违心；不夸，失礼。”左右都不是，所以不见为妙。

　　把别人送的书直接请进垃圾篓，极不礼貌；翻读一遍，实在也是痛苦。“两害”相衡，不如躲起来，让他送不成。

　　当然，有自知之明者，干脆就少送书，乃至不送书。人家喜欢，自然会掏钱买，用不着“牛不吃草强按头”了。

　　我有个朋友，自己定下原则，出书后一律不送。我们也都尊重他的想法，从不主动要。他若送了，是额外的惊喜；不送，想看就自己买；没兴趣看，双方都省心。如此下来，倒相安无事。

　　此事我也当以为鉴。